2014年4月29日。上午11点左右。阿斯塔纳。美国领事馆。哈萨克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对话正在进行。他们似乎相处得不错。所有的学生都高兴地出来了。但我该怎么从这里出去呢……？一个有趣的问题…… 几分钟前，我因为听力障碍，担心听错问题并给出错误的回答，而现在，我却在为几秒钟前撒的谎而担忧。根据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签证面试第三条规则：“永远不要欺骗领事。”但我不得不违反这条规则。希望领事不会察觉到…… 给我面试的那个人也像我一样戴着眼镜。“也许他会放过一个戴眼镜的同类，不让我挂掉，”我心想。然后我想到，也许有一天我自己也能坐在这样的职位上。我一直很喜欢外交工作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必须学习语言。怀着这个目标，我没有读完高中，在9年级毕业后就直接去了学院，从零开始学习英语。我的这个决定对许多人来说如同晴天霹雳。大多数人原本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历史老师，起初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后来却无法理解我的选择。“一个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孩子想成为英语老师？真是可笑。一两个月后他就会因为学不下去而灰溜溜地回来……”——这就是当时许多人对我的看法。其中的奥秘只有我自己知道。7年后的今天，我向你们揭开了一个至今无人知晓的秘密。“如果能成，我就当外交官；如果不能，我就当老师或翻译。无论如何，懂语言的人是不会走投无路的！”——怀着这个目标，我选择了英语，并确信这条路是正确的。 另一件增加我对外交和政治兴趣的事情是卡西姆-若马尔特·托卡耶夫（Kassym-Jomart Tokayev）的作品《Belasu》。2011年，我在儿童夏令营担任辅导员，用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这本书。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，但很难相信是他自己写的。也许是他写的吧。毕竟他是著名作家的儿子。在那本书里，卡西姆-若马尔特写道，他曾经在苏联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过。他也处理过签证问题，就像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美国人一样。有一天，他开玩笑地对一个来办签证的人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澳大利亚公民）说了几句俄语。显然，那个人以为托卡耶夫是当地的新加坡人，听到他讲俄语时大吃一惊。看着厚玻璃后面的美国领事，我想起了这件事。“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也跟我开个玩笑……？美国人不是很喜欢开玩笑吗……”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面试官已经问出了下一个问题。真倒霉，这个问题竟然是我几秒钟前撒谎回答的那个问题的后续： - Can you cook «Beshbarmak»? - Yes, of course! ——我甚至没注意到答案是怎么自动从我嘴里溜出来的。Oh, mon Dieu! 现在如果他问我“别什巴尔马克”（Beshbarmak）是怎么做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做？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。好吧，我会说把肉、面团和土豆加在一起煮，但如果他问制作过程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怎么知道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……？撒这些谎已经够了！我不能再欺骗领事了。这是我第二次撒谎。“他肯定会让我挂掉。完了，跟你的梦想说再见吧！——不，等等，停下！还没定论呢！”——我与自己的思绪做着斗争。领事甚至没有看我的脸。我刚到时他瞥了一眼，当我反问他“In America?”时他又看了一眼，就这样。他所有的提问都是低着头翻阅文件进行的。一会儿看电脑，一会儿看文件。他根本不看站在他面前的我。不看就不看吧！让他别看到我因为撒谎而涨红的脸！接着，他翻阅着放在他面前的我的学生证，问了下一个问题： - Are you good student? ——我没听清问题： - Sorry? - Are you good student? ——我还是没听清： - I’m sorry, but I didn’t catch you… - A R E Y O U G O O D S T U D E N T? ——他愤怒地看着我，提高了嗓门。直到那时我才听清： - Ah, yes! ——我慌了神。对于担心他会问别什巴尔马克问题的我来说，这个问题本该让我安心，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我又开始焦虑，担心他会看到我的学生证里在满分和优良成绩中夹杂着唯一的德语“三分”。因为他一直低着头，可能没注意到我前两次撒谎，但如果他看到手里学生证上唯一的德语“三分”，我撒谎的事实就暴露了。领事曾问过我一个熟人同样的问题，那个人的学生证里全是“三分”。他也回答了“Yes”。领事对此很生气，打开那个撒谎熟人的学生证，指着它，一边质问“Are you a good student?”一边狠狠地训斥了他，指责他在撒谎。之后，那个熟人被“拒签”了。如果他发现我唯一的“三分”，没人能保证他不会对我做同样的事。然而，不能白白放弃希望。领事匆忙翻了翻我的学生证，合上了……他拿起放在面前的小册子，递给我： - Did you read this pamphlet? - Yes, I did. - Do you know your rights? - Yes, I do. 领事把小册子放回桌上，把一张粉红色的纸条放进我的护照里，然后把文件推向我： - You need new photo? - Sorry? - You need new photo, ——我什么都没听懂！第五条规则：如果他们退还你的护照，那就直接理解为“拒签”。我慢慢伸出手，拿过文件。所以，他一定是察觉到我骗了他……？不然为什么要“拒签”？我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，不是吗……？第六条规则：“如果领事给你‘拒签’，默默拿上你的文件离开。你不能问领事任何问题，也不能在那里闹事。领事做出独立的决定。他自己决定给谁签证，不给谁签证。没有人能对他的决定说三道四。”我手里拿着文件，像机器人一样向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向左转。当我转过身时，那个一直在大厅里维持秩序的金色头发白皮肤女士正朝我走来，嘴里快速地说着俄语。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那一刻，我的感知和反应反射已经关闭了。我只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动，在对我说话。她可能是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 - You need new photo, ——我说。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已经拿走了我手里的文件，并看到了里面的粉红色纸条。 - 去吧，重新拍张照片！ - 啊……？ - 去拍张照片，然后带回来！你通过了，别担心，——这位女士是Zhuldyz Yelyubayeva女士。我是第一次见到她。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年轻漂亮…… 我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当我离开时，里面坐着的人中似乎有人对我说了什么，但我什么也没听懂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赶到岗哨，拿上我的包，取出包里的手机，给阿克托别（Aktobe）的协调员打电话寻求建议。我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我们大学二年级的翻译Dariga Rabayeva也跟我一起出来了。虽然我们已经见了两年，但她从未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这次却在后面用问题轰炸我。当我快速而简短地回答时，她的问题开始重复。“这个女孩脑子正常吗？还是她在嘲笑我？”——我心想，可怜的她根本不懂哈萨克语。哦，可怜的人！又一个不懂哈萨克语的“曼库尔特”（mankurt）！我停止了回答她的问题。由于得不到答案，她开始用英语提问。在我用英语回答了2-3个问题后，我们到达了岗哨。我从保安那里拿回了包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一拿到手机，我就给协调员打了电话： - 喂，Kira。你好。他们退回了我的文件，说“You need new photo”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 - 他们还说了别的吗？ - 没有。 - 给的是什么颜色的纸？ - 粉红色的。他们让我重新拍张照片带过去…… - 那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去，重新拍一张，给他们送过去。 我向左转，径直走去寻找照相馆。领事馆外等待其他人的阿克托别小伙子中似乎有人叫了我的名字。但这对我来说像是幻听。我走着，走着。迎面吹来的风仿佛想把我推倒。我逆风走着，就像逆流而上的爱尔兰鲑鱼。曾经，圣帕特里克找不到食物，饿极了，坐在河边。看到这一幕，一条鲑鱼跳出水面，主动献身。圣帕特里克吃了鱼，活了下来。此后，他赋予了鲑鱼逆流而上的能力……我没看到任何照相馆。周围只有车窗漆黑的汽车和正在进行的施工。我想问路，却遇不到一个活人。我走着，走着。周围除了我没有一个活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，阿斯塔纳是鬼城吗？人们都去哪了？还是大家都坐车，没有行人了？我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一样走着，走着。终于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！我问路，但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已经走了很久，甚至感觉不到冷。周围全是只有装饰价值的纪念品建筑。装饰性的城市！本应进入每个哈萨克人口袋的资金都花在了这些建筑上！如果巨额资金不是投入到石头上，而是投入到人民身上，人民该有多么繁荣……这意味着，每个哈萨克人在这个阿斯塔纳都有份额。埃及疯狂的法老们一个接一个，互相竞争，建造金字塔。他们把国家所有的钱都堆在那里。当钱花光了，工程还没完工，他们就强迫饥肠辘辘的人民免费劳动。结果，繁荣的古埃及文明崩溃了，金字塔留在了原地。现在，其他人拥有了它们。如果把水倒在石头上，石头会变干净发亮，但它依然一动不动。如果倒在草地上，它会茂盛生长。什么对我们更重要？闪亮的石头，还是茂盛的绿色……？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走，我在阿斯塔纳迷路了。一个人指一个方向，另一个人指另一个方向。我只是徘徊。我开始咳嗽，体温也开始升高。迷路中，我来到了国家图书馆附近。能在如此宏伟的建筑里拥有图书馆真是太好了。但当我看到通往图书馆的楼梯上那正在脱落的蓝色装饰石时，我的心情又跌落谷底。如果我们在到达图书馆之前被这些破碎的石头绊倒，撞破了头，我们怎么能到达图书馆？怎么能阅读里面珍贵的书籍宝藏……？看得出来建筑是新建的。可如果新建筑还没建好地基就开始崩塌，该怎么办？欧洲的城堡屹立了几个世纪，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磨损。从战略角度来看，将阿斯塔纳迁往北方是正确的决定。然而，世界各国需要70-80年才能建成的首都，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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